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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

2018年10月23日 10:00   来源: 《中原文物》2018年第04期    作者: 郑红莉    【 收藏本文

  “胡人”是对活跃于北方、西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的统称。两汉时期“胡人”的指称不断发生着变化,汉代早期主要指匈奴人。匈奴单于在向汉庭遣使时曾自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1]。随着汉庭与西域诸国交往的增多,西域诸国亦被称为“胡”。为了区别于匈奴的胡,汉代将西域诸国称为“西胡”[2],其体貌特征“深目,多须髯”。画像石上所见的高鼻、戴尖顶帽的胡人,多是西域胡人形象的具象化体现。

  两汉时期,陕西北部(属西河郡、上郡)一带属以华风为基础而习染胡俗的塞上边郡[3],百姓“习知胡事”,因此,陕北汉代画像石在刻绘胡人形态时,体质特征和服饰脱离了模式化、格套化做法,胡人形象丰富而具体。从目前发现来看,陕北汉代画像石所见“胡人”题材可以分为胡商、胡兵、胡奴、杂耍艺人、羽人等五类。本文系统梳理了陕北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胡人资料,探讨其在东汉时期上郡、西河郡一带的社会地位及出现的人文背景。


一 胡商:互市贸易

 

  胡商即西域诸国中从事商业贸易者。《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人皆深目,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在汉人看来,西域诸国擅长经商。汉代曾在边疆开设多个利于少数民族贸易的互市(或称关市)。匈奴和汉停战后首先开放互市。《后汉书》载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故数犯障塞,且无宁岁。唯至互市,乃来靡服”[4]。互市开放期间,即使“不拘信义”的鲜卑人亦停战前来贸易,“苟欲中国珍货”,但“计获事足,旋踵为害”。交易结束后,鲜卑继续为害边郡。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胡人是非常重视互市贸易,其是胡人获取汉地货物的重要方式。同时,亦是汉地获取胡人马匹的方式之一。

  受“重农抑商”思想及边郡多战事的影响,边境的贸易活动在当时并未引起重视,这也许是画像石中鲜见此类题材的原因。目前仅在绥德白家山汉墓前室西壁横额中部发现1例[5]。画面中刻绘两人,一人弯腰、低头做查看状,一人手臂半举,身后一群马向前飞奔,后随一疾驰的骆驼,上乘两高鼻、多须、戴尖顶帽的胡人。(图一)从两人共对一物低头交谈及身后的马群、胡人身份等来推断,画面反映的当为边境互市场景。弯腰者为买方,卖方身旁有一匹四蹄尚未立稳的马。画面中胡人高鼻、多须,乘骑骆驼,驱赶畜群,正合于“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记载。驱赶马群的胡人应是《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描述的“远驱牛、马与汉合市”的“贾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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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绥德白家山汉墓前室西壁“胡商贸易”图


二 胡兵:凯旋献俘

 

  胡人以士兵的身份成为汉庭军队一部分,至迟在西汉武帝时已出现,当时设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等七校,其中“长水校尉掌长水宣曲胡骑。又有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汉军中的胡兵被认为是汉庭的职业军人[6]。胡兵代表汉庭出征在史书中多有记载。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40年),陈汤和甘延寿出使西域,匈奴役属西域诸国,威胁汉的西域边陲,“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7]攻打郅支单于。此处“胡兵”即指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的士兵,他们属于代表汉庭作战的胡人军队。

  从目前发现来看,陕北地区描绘胡汉对峙状态的胡人形象出现频率较多,而作为汉庭盟军的胡兵在画像石中仅发现 1例。绥德四十铺墓门横额画面分为左、右两部分。左端为一高鼻、梳锥形髻的胡人,持华盖罩于侧坐、手捧简册的胡人头顶[7]。(图二)从其华盖和侍者等显示身份的因素分析,侧坐胡人的身份较高,相当于孝堂山石祠西壁、微山县两城画像石上胡汉交战图中的“胡王”或“胡将军”[8]。其前方的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一胡人跪于“胡王”或“胡将军”正前方,双手上举,做汇报状,身后刻画 5个或戴尖顶帽,或梳锥形髻的“胡人”;下层描绘的人物特征均符合胡人形象,两胡人各抓一胡人双手和双脚,似乎将其抛出,其后一胡人双手反绑被另两胡人看押。整个画面的后半幅占据了横额画幅 70%左右,上、下两层共刻绘了 26 骑向左行进的骑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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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绥德四十铺墓门横额“凯旋献俘”图


  四十铺横额画面描述了胡汉合兵战后的场景:左端上层战事汇报图,下层为献俘图。营地军帐内“胡王”或“胡将军”边听取战况汇报,边核对简册,论功行赏;右边为骑兵凯旋图。从骑兵的外貌和服饰判断,主要由戴平巾帻的汉军和高鼻、戴尖顶帽的胡兵构成。军中的指挥者和俘虏均为胡人。整个画面反映的应是一场胡、汉联军对胡作战后的凯旋和献俘场景,其亦是东汉政府“以夷狄攻夷狄”边疆政策的体现。


三 胡奴:随侍、门吏


  胡奴,顾名思义就是以胡人充当奴仆者。汉画像石中出现的胡奴主要有两类:随侍和门吏。其中第一类分布广泛,常和车马出行图伴出,在山东、四川、河南、陕北等地均有发现。1973年,山东苍山县城前村发现一座元嘉元年(151年)的画像石墓[10],其前室西壁横额为车马过桥图,画面左上角刻绘一引弓胡人,高鼻,戴尖帽,刻石题记“上卫桥,尉车马,前者功曹后主薄,亭长、骑佐、胡使弩”。从题记判断,引射的胡人即是车马出行队伍中“使弩”的随侍。以胡人随葬的现象见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如长沙马王堆汉墓的遣册中记载随葬“胡人一人,胡骑二匹”[11]。胡骑随侍现象亦见于文献记载。《后汉书》载西汉宣帝玄孙刘般“每行幸郡国,般常将长水胡骑从”[12]。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以胡人作为随侍者共见3例,分别为绥德白家山[13](图三)、神木大保当M3[14](图四)及黄麻梁乡段家湾[15],均为横额,其构图风格类似:车马队伍穿越群山向左行进,胡人或骑马,或步行,紧随于出行队伍中间或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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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 绥德白家山墓门横额“出行随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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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神木大保当M3墓门横额“牵驼随侍”图


  胡人充当门吏者在陕北地区仅见于绥德白家山汉墓[16]。胡人形象位于墓门竖框下部,这一位置常见刻绘持物的门吏。画面人物高鼻多须,着汉服,戴介幘,属于汉化的胡人形象。山东高青县画像石所见的持弓胡人和持戟门吏分站墓门左、右竖框下部[17];河南方城画像石中门吏位置刻绘高鼻、着汉服、手拥彗、肩扛钺的胡人,髡发黥面,旁题“胡奴门”[18]。“胡奴”明确指出了汉代画像石中胡人门吏多为奴仆,其“黥面”的形象,暗示罪犯身份,其来源或属战俘,或触犯律令者。


四 胡人杂耍:跳丸与驯兽

 

  乐舞百戏是汉代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其中的“百戏”演出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成为统治者对外夸耀国家强盛的手段。乐舞百戏构成了汉代画像石中的一个重要题材,胡人因为擅长乐舞百戏,成为职业的乐师或舞者,见诸《汉书》的就有“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等均由胡人表演[19]。跳丸,亦叫掷丸,是画像石中常见的杂技百戏之一,这类题材广泛分布于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绥德黄家塔M7墓门右竖框[20](图五)和四十铺田鲂墓后室横额[21]刻绘了胡人跳丸杂耍的场面。(图六)画面中胡人或蹲坐,或站立,双手上举,正在专心弄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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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绥德黄家塔M7墓门右竖框“蹲坐掷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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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绥德四十铺田鲂墓后室横额“俯身掷丸”图


  从目前出土的资料来看,各地画像石中掷丸图的表演者均为高鼻、多须髯的胡人。《魏略》载:“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大秦国即罗马帝国,汉代擅长表演掷丸和吐火等杂技者来自于西域之西的大秦国。汉通西域后,西域诸国的杂技百戏传入中原。史载,汉安帝冲破“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22]的禁忌,在宫廷观看胡人杂耍表演,反映出东汉中期乐舞表演风气之炽。

  驯兽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两汉非常盛行。《盐铁论·散不足》曰:“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说明当时的驯兽之风已盛行于民间,时兴于豪富之家。画像石中各地出现的众多的驯兽图像就是这种社会风尚的体现。陕北画像石中驯兽画面共发现 2处,分别为绥德黄家塔M7[23]和神木大保当M24[24]。

  黄家塔 M7 后室口横额下栏右边刻绘一高鼻、多须的胡人跪伏于地,身体前倾,一手高举长矛刺向前面一怪兽臀部,一手紧拽怪兽后腿,似乎不欲怪兽伤害前面的翼兽。(图七)类似画面亦见于河南方城城关县[25]、南阳草店[26]和江苏铜山洪楼[27]等地画像石。胡人来自遥远的西方,体型高大威猛,多勇力,善骑射,以制服禽兽而闻名。西汉武帝时期,在长杨射熊馆内豢养虎、豹、豪猪、熊等猛兽,“胡人手缚之”[28]。画像石中刻绘胡人刺兽图,其中怪兽欲撕咬的翼兽应是墓主升仙的引导者,胡人驯服怪兽暗示着胡人正在扫清墓主升仙道路上的障碍。大保当M24墓门横额中间刻绘一大象面左,象奴头戴胡帽,着左衽袍,左手持钩,右手拿一球状物,面向大象,双腿略分,作驯象状。(图八)驯象者出现于墓葬中,与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产生了密切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庇护死者升仙、赐福生者的神灵[29]。这类形象的胡人,其身份当为驯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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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绥德黄家塔M7后室口横额“驯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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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神木大保当M24墓门横额“驯象”图

 

五 胡人与羽人


  胡人因来自于遥远的西方及自身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成为汉代工匠创造羽人图像的蓝本,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身份是等同的,于是画像石中出现胡人被刻绘成肩生羽翼的羽人,其已被仙化,赋予了某种超自然的属性。此类题材陕北汉代画像石发现较多,米脂、绥德、神木等地都有发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位于绥德黄家塔M7 墓门右竖框左栏下部(图九)及后室口中柱石下部 [30]。(图十) 两处的胡人均为高鼻,戴尖顶帽,前者背部及腿部生羽翼,后者全身长有毛发,双手托负起由云纹和异兽组成的纹饰。胡人体生毛和具有羽翼的特征,符合《论衡·无形篇》中“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及《论衡·道虚篇》“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的仙人特征。羽翼是升仙的凭借物,也是仙与凡的区别,显然此处的胡人已成为具有神性的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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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左) 绥德黄家塔M7墓门右竖框左栏下部胡人与异兽

图十(右)绥德黄家塔 M7后室口中柱石下部手执瑞草胡人


  白家山前室西壁[31]、绥德延家岔墓门[32]等画像石中的胡人跪侍于西王母周围。西王母作为汉代人们崇拜、祀奉的诸 神中最重要的一位[33],各地画像石中出现的西王母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物质表现。将胡人置于神通广大的西王母周围,说明其已作为西王母仙境的成员,协助西王母实现墓主“终以飞升”的目标。

六 相关问题探讨


  陕北画像石中出现的胡人大致可以归为胡商、胡兵、胡奴(随侍、门吏)、杂耍艺人、羽人五大类。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胡人在汉的社会地位不高,大部分从事奴仆性工作。此或许与胡人来源有关。

  一般来说,胡人入汉有四类方式:第一类是胡客;第二类是胡商;第三类是杂耍艺人;第四类是战争俘虏。第一类是以出使汉庭的使者或质  子的身份前来,社会地位颇高,往来于京城,居于专供胡人居住的“蛮夷邸”[34]。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他们,因此画像石中很少见到此类胡人形象。第二类来汉“欲贾市”(《汉书·西域传》),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胡人长途跋涉来汉后,多在边疆互市上进行交易;第三类一部分被作为贡品进献[35],另一部分应是个人自由来汉,前者主要活动于京城,后者可能行走于各地。因此,二、三类胡人来汉后首先是到达与之相邻的边郡,然后以此为基点流向各地。胡人深目高鼻的独特外貌,左衽尖帽的服饰特征,被汉代石工归纳出来并加以艺术处理,成为工匠创作画像石的题材之一。

  作为奴仆的胡人出现频率最多,这或许与西河、上郡地处边郡,紧邻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战事频发,胡人或成为战利品、转化为奴仆有关。对于这些战争俘虏,史载:“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俘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36],汲黯上疏将俘获的胡人分赐于战死者的家属为奴。汉政府对于俘获的胡人,不论贵贱一律没收为奴。这些俘虏来到汉地之后,充当奴仆,从事杂役性工作。这当是胡人现象广泛出现于上郡、西河一带的原因。此外,还有部分胡奴可能来自胡人向汉地官吏进献,如东汉李恂在任西域副校尉时,西域诸国向其进献的礼物中就包括了奴婢[37]。

  其实,汉代民众对胡人的看法是复杂多变、含混不清的,是一种非理性的、不平等的态度[38]。中原王朝始终以华夏主人自居,将周边的少数民族贬斥为“夷”“戎狄”“虏”“胡”等,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对周围的其他民族极为厌恶和排斥。一方面,西胡作为当地的居民,谙熟道路,可以作为升仙道路的向导;另一方面,“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胡也可能是这段旅程上的阻碍者,要去往西王母仙境有时也需要打败阻路的胡人[39]。但胡人自身异于汉人的奇特外貌及来自于遥远的西方,使汉人对遥远的西方充满了无限“异域想象”[40],从而将之视为“殊方异物”。在“(异物)见则谓之瑞”观念的影响下,胡人摇身一变,成为“祥瑞”,与瑞兽一起受到民众的崇奉,并被赋予某种超越现实的神灵属性,从而以神仙的身份跻身于西王母仙界,体现了民众对待他们复杂矛盾的心理。

 

注释:

[1] 班固. 汉书·匈奴传[M] . 北京:中华书局,1962:3780.
[2] 王国维. 西胡考上[C]//观堂集林. 北京:中华书局,1959:606.
[3] 周振鹤. 秦汉风俗区划浅议.历史地理[J],1996(13) .
[4] 范晔. 后汉书·应奉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09.
[5][8][13][20][21][23][30][31][32] 绥德汉画像石展览馆. 绥德汉代画像石[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66-67,128-129,120-121,35,18,36-37,34-35,66-67,70-71.
[6] 邢义田.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C]//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 北京:中华书局,2011:666.
[7] 班固. 汉书·陈汤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010-3011.
[9] 傅惜华. 汉代画像全集初编[M]. 北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0: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山东汉画像石选集[M]. 济南:齐鲁书社,1982:图7.
[10]山东省博物馆,苍山县文化馆. 山东苍山元嘉元年画像石墓[J]. 考古,1975(2) .[11]傅举有. 从考古资料看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C]//中国北海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12] 范晔. 后汉书·刘般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305.
[14][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神木大保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5,71.
[15][16]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画像石全集(5)[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16-17,130.
[17] 王焕文. 山东高青西汉墓出土画像石[J]. 文物春秋,2015(4) .
[18][25][26]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画像石全78考古与文物研究 二○一八年第四期(总第 202期)集(6)[M]. 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30,86,36.
[19] 朱浒. 汉画像胡人图像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2] 范晔. 后汉书·陈禅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5.
[27]徐州博物馆. 徐州汉画像石[M]. 徐州: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图85.
[28] 班固. 汉书·杨雄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557.
[29] 郑红莉. 汉画像石“驯象图”试考[J]. 考古与文物,2010(5) .
[33] 罗二虎. 汉代画像石棺[M]. 成都:巴蜀书社,2002:170.
[34] 范晔. 后汉书·西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928.
[35]“而后 (安息) 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司马迁. 史记·大宛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173.
[36] 司马迁. 史记·汲郑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59:3109.
[37]“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范晔. 后汉书·李恂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83.
[38]郑岩. 汉代艺术中的胡人图像[C]//艺术史研究(第一辑).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146.
[39]王煜. 车马出行 胡人画像试探——兼谈汉代丧葬艺术中胡人形象的意义[J]. 考古与文物,2012(1).
[40]朱浒. 汉画像中胡人图像的宗教意义[J].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

(责任编辑:梅雅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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