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拴驴泉的故事

2018年09月06日 16:00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 李鹏为    【 收藏本文



  拴驴泉,名不见经传。从字面上观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土”地名。此地有水,也许庄户人还曾在水边的树旁拴过驴。至于再之前的地名,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是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上的一个小村子。山河镇,镇亦如其名,有山,有河。山是太行山,河是沁河。山大、沟深,地广、人稀,山河的南边,便是河南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批祖国的水电人们不辞辛苦,来到这里,勘测、选点、规划、设计,他们选中了拴驴泉,二十余载春秋苦度,他们在这个地方与大自然作斗争,数十人长眠于此,终于将拴驴泉水电站建好,拴驴泉,不再是一个闭塞的山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山村,竟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摩崖之处,赫然有一方石刻,结体严整,用笔方劲,古朴淳厚。随着上世纪90年代拴驴泉水电站发电,游人渐至,晋豫两省的很多文化人,先后发现了它,可惜,虽著录而未彰。直到2013年,山西大学考古专业的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将这方摩崖石刻刊发在了《文物》杂志上,这才引发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关注,让它渐露头角。我相信在水电站的建设过程中,有无数的水电人曾经看到过它,甚至在他们之前,很多村民都知道这方石刻,只是术业有专攻,历史的事情总要由历史人来叙述,这恐怕就是历史学的奥妙所在。



  这方石刻发表以后,人们对它的叫法不一,有的称其为“石门摩崖刻石”、有人称之为“正始五年石门铭”,还有的人叫它“三国石门摩崖”。一方石刻,竟然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称呼。两宋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水平可以说是渐趋大成,在这个过程中,独特的金石学传统的形成,自然也是特色之一。一般来说,对于此类栈道旁边摩崖石刻的定名,学者们习惯上有以其所在地名贯之的传统,最有名的莫过于褒斜道石门铭。所以,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将这方石刻定名为“拴驴泉石门铭”,恐怕最符合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
  拴驴泉石门铭字数不多,9行,每行11个字。全文如下:
  “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遍桥阁,凿开石门一所。高一丈八尺,广九尺,长二丈。都匠、木工司马陈留成有,当部匠军司马河东魏通,开石门师,河内司马羌。”
  应该说,石门铭上所说的这一千多人,是来拴驴泉进行交通开发的第一批“水利人”,以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电开发水平,还牺牲了四十多位英灵,在曹魏时期,开凿这样的一条栈道,有牺牲应是大概率的事情。勒石百余字,背后却应是一言难尽。有的人说我们今天说话行文反倒不如古人言简意赅了,实际上是古人纸张材料发明晚、数量少所致,试想,若商代就已经发明了纸张并且大规模生产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必然见不到甲骨文,也必然见不到金文,我们今天的语言面貌是什么样子,就不好想象了。就像拴驴泉石门铭,勒石留念,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必须要言简意赅,把领导的名字、主要工程师的名字留下,事情说清楚,纪念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逝者,早已消失在时间的尘埃中,我们再也无法得知了。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石门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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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十月廿五日,十月,天气凉了。这一天,司徒悌和吴放负责监造的石门及栈道工程,终于完工了。
  除了这方石门铭,我们还没有找到司徒悌之后的人生印迹。司徒悌就是上党人,很可能并没有在魏都洛阳任职上班,只是虚领了一个郎中的衔。三国时期的郎官太多了,并不是每一个郎官都会在朝廷上班。拴驴泉地处上党,朝廷需要一个人来督造,就想到了司徒悌。
  吴放是司徒悌的副手,他来自司徒府。“从掾位”是一个小官,司徒府里这样的官也是很多。这次他被任命为“监作吏”,协助司徒悌。“监作吏”也不是什么正式官职,如果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理解,举个例子,就是类似于各部门抽调人员,临时组成的“假日办”,要设置一个办公室主任,但是这个办公室主任也是兼职。该计算假期的时候,假日办就由办公室主任来组织大家协调安排假期的时间。监作吏的使命就是遇到修桥铺路、制作兵器的时候,需要有人来负责盯一下,那么这个人就是监作吏。至少在两汉曹魏时期其情状如此。两个字概括:差官。
  吴放来自于下曲阳,下曲阳在今天河北省的晋州市。有的学者根据《史记·魏世家》和《括地志》的记载认为“下曲阳”指的是位于位于河南济源境内的曲阳,这就指错了地方。因为“上曲阳”、“下曲阳”这两个地名十分古老,至少在战国的时候,赵国就有上曲阳和下曲阳这两个地名了,汉代继续沿用这两个地名,一个隶属于常山郡,一个隶属于巨鹿郡。一直到北齐时期,“下曲阳”才改称高城县。如果石门铭中记载的是“曲阳”,那我们确实一时难以断定吴放的籍贯究竟是哪里,但是既然铭文明确了“下曲阳”这个地点,在当时而言,我们很容易搞清楚它的位置所在。今天的河北曲阳,又称上曲阳,因位于北岳恒山(今天的北岳恒山指位于山西北部的山峦,清以前的北岳恒山一直指的是今河北省曲阳的大茂山。汉代为了避汉文帝刘恒的讳,改恒山为常山。《三国演义》里大家看赵云总是自称“常山赵子龙”,他说的常山,实际上就是恒山)转曲处的阳面而得名。今天的河北省曲阳县大致上就是古代的上曲阳。这一带因临近北岳恒山,当地人就地取材,很早就掌握了精练的雕刻工艺。很多北朝时期的石窟、石造像都和曲阳人或曲阳雕刻技术有关。虽然石门铭中没有提及为何派吴放出任司徒悌的副手,但是我们推测,很有可能,吴放掌握一定的石材整治技术,懂得如何在群山之中选取有利地形,搭建栈道,开辟石门。也就是说,他是这支队伍的“总工程师”。
  司徒悌和吴放领了朝廷的命令,统帅工匠、劳工一千多人,来到了这里。“督将”放在师匠、兵徒的前面,非常明显是动词了,毫无疑问。督将,就是监督、率领的意思,也可以把“将”省略,直接说“督”,或者说“督率”都可以。文献有非常多这样的记载,残存的碑刻也有。比如三国时候魏将毌丘俭打到了高丽,勒石记功,里面就有“督七牙门讨句骊”的句子。毌丘俭的这块碑刻是正始三年,拴驴泉石门铭是正始五年,时代相同,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师匠,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匠师,手艺人,工匠,很好理解。兵徒,士兵、徒役。总得有人负责维持纪律和干活,这几类人的身份,也非常好理解。有的学者认为,兵徒按照《左传》上的说法,指的是步兵,这样说不符合情况。用春秋时期的字义来理解三国时期的语句,会出现问题,我们要注意时代语境,也许这些劳工是犯人,但不能说他们是步兵。时代变了,在汉魏时期,徒,往往指刑徒。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就不赘述了。
  这一千多人,在拴驴泉这里“通治步道,作徧桥阁,凿开石门一所”。这句话,很多学者意见不统一。按照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的解释,通治步道,大体上就是把路修好了,能走了的意思。我们认为,整篇石门铭,就“通治步道,作遍桥阁”这八个字有感情色彩。一篇石门铭,字数有限,如果只是干巴巴的数据,就太没有意思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艰辛,何以言表?请看这八个字,有没有一点“我们终于彻底修通了道路,我们盖好了所有的桥阁,我们终于竣工了”的意思?大家看很多电视剧里,大工程完成的时候,大家一起欢呼、雀跃,其实古人也一样,都要有一个感情抒发的地方,这恐怕也就是作铭的意义。
  很多学者认为,在后一句上,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的句读有问题,应该断成作/徧桥阁。他们认为,石门铭中的“徧”字,通“偏”字,是当时人们称栈道为“偏桥阁”的最好证明。什么是“偏桥阁”呢?过去栈道也称阁道,“阁”通“格”,与架桥的“架”是一个意思。而偏桥的意思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栈道有一边是楔到山体里面的,道路本身靠着山、偏向着山体的一边。但是有没有“偏桥阁”这种称呼呢?学者们检阅文献,发现北朝时期有称栈道为“偏阁”的(《魏书·皮豹子附皮喜传》),隋代有称栈道为“偏梁桥阁”的(《蛮书·云南界内途程》),但是没有发现有称“偏桥阁”的,因此,学者们就将栓驴泉石门铭中的“徧桥阁”作为此类名称补遗的新证。
  王子今先生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这个“徧”通“碥”字,“碥”是一种山区叠石而成的道路,可能在这种道路中有木结构而形成悬空形势。因此后面这一句就可以断为“作/徧/桥/阁”,作后面连接的是三种桥梁形式。
  那么这些说法,哪一种最接近当时的现实呢?我们认为,还是要回归文字文献本身,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认为:栓驴泉石门铭,是一份官方纪念物?如果是一份官方纪念物,则遣词造句是不是应按照当时公文行文的通用词语来进行撰写?我们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三国时期,史料文献将栈道称作什么?让我们来看看例子。《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昔子午之役,兵行数百里而值霖雨,桥阁败坏,后粮腐败,前军县乏。”《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水经注·沔水》:“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这些例子都比较能够充分地证明,三国时期,人们一般是把栈道称作“桥阁”的。
  再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铭刻和文献有一点不同,即铭刻文字务求简练,言简意赅,若是“桥阁”二字便能说明问题,何必再多刻一“偏”字呢?
  而且如果按照“作/偏桥阁”句读,语句意思就成了:我们彻底修通了道路,我们又修了一条栈道。谁都知道司徒悌和吴放等一干人来这里是修栈道来了,还有必要再重复一下吗?而王子今先生的观点实际上又忽略了前一句,步道和栈道是不是一条道路?很显然,不是一条道路。在崇山峻岭之中,除了栈道,还有步道。“碥”的性质,和步道更近,与栈道则远。
  在三国时期,还没有出现这个“碥”字,今天看到收录这个字的字汇韵书等著作,最早也在宋辽时期,比如《龙龛手鉴》、《广韵》、《类篇》等。其中《广韵》这本书有幸记载了“碥”的本意,《广韵》言:“碥,乘。”“乘”何意?这还需要我们追溯《诗经》。《诗经·小雅·白华》:“有扁斯石,履之卑兮。”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一块扁扁的石头啊,我踩上去,也不高啊。汉人毛公(毛亨)为诗经所作《传》这样解释:“扁,乘石貌。”东汉末年的郑玄进一步解释:“王后出入之礼与王同,履此石而上,故谓此石为乘石,其行登车亦履石。”唐代的孔颖达再进一步疏证:“乘车之时,履此石而上,故谓此石为乘石。上车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周礼·夏官·隶补》:“王行则洗乘石”。东汉的郑众解释:“乘石,所登上车之石也。”这些经学家的解释都比较一致,那就是王和王后出行乘车的时候,车子比较高,要踩一块扁石头上去。随着时光流逝,“扁”字被加上了“石”旁,成了“碥”字。司马光的《类篇》也很明确的说了:“碥,通作扁”,就是指方石头或者扁石头。到了明代方以智编纂的字书《通雅》里,“碥”的意思变了:“水疾崖倾曰碥”。“碥”的这个含义,很明显是在宋以后出现的。“水疾崖倾”的地方,就是修治栈道、碥道的地方。为什么叫碥道呢?我们认为,在一些山路崎岖危险的地方,用扁石或者方石,交错堆砌,或呈石阶状,因为宽度有限,有些地方地势很陡峭,看起来就很险峻。实际上它和栈道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是“碥道”的这一称谓,不会早于宋代,更不要说魏晋时期了,因而不将“徧”、“桥”、“阁”逐字句读。
  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观点,那就是“通治步道,作徧桥阁”是一句有感情色彩的话,其中蕴含着众人的汗水和辛苦。很多时候,我们不必将这一简单的内容想得过于复杂,考虑竣工时的语境,古人的思维其实和我们今人做工程竣工时的心理是一样的。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所做的解释,并无不妥。
  石门铭的最后,还留下一些匠师的姓名,这些都没有什么疑义,一望便知。



  一条废弃已久的栈道,从未在史书上出现,会有多么重要吗?这条栈道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有的学者认为,这条栈道是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为灭吴作准备,从山西运兵粮至洛阳而修。《石门铭》中所提到的石门指的就是司马孚在今河南济源五龙口沁河出山口附近修建的广利渠石门。后来司马懿又在上游修了栈道,另辟石门,以为防御。
  但实际上,赵杰、赵瑞民两位先生先已指出,司马孚任河内典农的时候,还在曹丕时代,离正始五年还有近二十载春秋。司马孚如何能指导二十年后的栈道工程?当然,司马孚这个人活了九十多岁,享寿很长,但是他离开以后二十年,是否还会记得这个事儿?是否还会顾得上关心河内地区农业发展?这也不好说。再者,拴驴泉一带地形,河道两侧没有空地,既不能修水渠,也不能灌溉,可以说这所石门和农业是没什么关系了。
  赵杰、赵瑞民先生认为这条栈道是一条交通通道,目的在于沟通上党与中原,我们很赞同这种看法。过去人们只知道由天井关经白水河谷进入中原,那么现在这条沁水河谷的栈道是不是在当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条栈道之所以后来不为人知,很有可能是晋末天下大乱之际遭到毁弃之故。我们这里有过一种推测:后来的十六国时期,雄踞邺城的后燕国主慕容垂出兵伐灭位于今山西长子的西燕慕容永,会不会利用了这条废弃的栈道?
  按照《晋书·慕容垂载记》的记载,慕容垂兵发三路,一路由慕容赞、张崇率部奔晋阳攻慕容永之弟慕容支;一路由慕容楷率领,出滏口陉,经潞川奔长子;一路由慕容农率领,欲经壶关进入长治。三路大军,气势汹汹。慕容永在潞川屯兵五万依托漳河之险固守。但是等了一个多月,情报显示,三军统帅慕容垂根本就没从邺城出发。慕容永素知慕容垂善于用兵,唯恐他发现了什么进军山西的“诡道”,现在慕容永已经把重兵放在了潞川,万一慕容垂从南部的轵关陉一带进来怎么办?于是他又率大军屯驻轵关。
  慕容垂当时在干什么?曾有学者认为,慕容垂当时把精力集中到了解决“列人集团”的问题上去了(我们看金庸先生创作的小说《天龙八部》,里面有慕容博、慕容复父子一直想光复“大燕”,那个“大燕”就是十六国时期的多个“燕国”。十六国时期,有五个燕国,分别是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北燕,前后延续存在达百余年),“列人集团”是后世史家对于后燕复国运动中于河北列人县(今河北省馆陶县)起兵的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等人势力的代称。我们认为,慕容垂当时恐怕没有精力去做瓦解“列人集团”的事情,因为大战在即,在这次伐西燕的战争中,慕容农、慕容楷都是本部主帅,各领大军西征既出,如果慕容垂趁此机会在后方搞一些削弱所谓“列人集团”势力的动作,势必会造成前方军心动摇,战势稍纵即逝,慕容垂戎马一生,恐怕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另外根据我们的研究,慕容垂实际上对其本人掌控时政的能力还是有着相当自信的,是时慕容垂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伐西燕军事战略的通盘部署方面。
  果然,如慕容永所料,最后慕容垂自率一军由邺城出发向南,经天井关进入了壶壁。天井关位于晋城泽州,地处晋豫交界,是晋东南的大门,地势险峻。刘歆曾有赋曰:“驰太行之险峻,入天井之高关”。慕容垂选择由天井关北上,其来有自。在此之前,东晋的朱序曾经和西燕的慕容永在白水河谷对峙,就是在白水河谷天井关一线,只是朱序没有能够进入天井关。白水河是晋城地区的一条季节性河流,是丹河的支流。那么这次慕容垂进了天井关,到达了壶壁这个地方。慕容永听闻慕容垂前来,于是率军在壶壁固守,壶壁这个地点,《魏书》和《水经注》都写作“台壁”,《晋书斠注》就据此认为《晋书》写错了,应该统一作“台壁”,地点在今山西黎城。但这种认识和地理有一定差距,因为当时西燕定都长子,慕容垂从天井关进来,无疑是要北上的,慕容永堵住慕容垂,只能是在其北上的路上。慕容垂也不会再绕路绕到黎城。所以我们认为,“壶壁”不会在黎城,《晋书》也没有写错。山西大学历史系的李书吉老师也关注过这个地方,他认为之所以叫“壶壁”,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如山形似壶”。实际上有一定道理。虽然壶壁这个地方在哪里,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当时慕容垂和慕容永在壶壁这个地方就展开了大决战,慕容垂居中军,慕容农、慕容楷处左右两翼,慕容垂佯败,回撤数里,慕容永追击,结果这时候先前慕容国率领数千兵马经由一个深涧绕行到慕容永军后,慕容垂回军反击,处在慕容垂夹击之下,慕容永溃不成军,只得大败而归,是役成为后燕消灭西燕的决定性战役。
  往事越千年,历史的记载越发模糊不清,沧海桑田,山谷变迁,很多历史地点我们至今依然不能明晰。“壶壁”在哪里,“深涧”又在哪里?拴驴泉所在的地点是沁河谷地,此处又恰好有一段栈道痕迹,当年慕容国的大军是不是经过这里,绕行山路,最后出现在慕容永的身后?曾有人沿着拴驴泉上下溯游,发现栈道的痕迹依然存在。那么当时慕容垂在河北邺城“月余不进”,是不是悄悄地在修栈道?慕容垂久经沙场,熟知兵法地理,即便后来如鲜卑剽悍,对慕容垂也有避让三分。当年朱序击慕容永之战,慕容垂必然有所关注。他是不是彼时就获知了这条或许在当时已经破败的栈道?
  这一切仍然还是一个迷。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发现当年壶壁之战的古战场,也许就能解开这所有的谜团。折戟沉沙,硝烟已远,崖边石铭,任人凭吊,益增怀古之情,我们对于历史的探索,永无穷尽。
 
参考资料:
1、  赵杰、赵瑞民:《晋城拴驴泉石门铭的勘查与研究》,《文物》2015年第2期;
2、  郭洪义、毛远明:《三国曹魏拴驴泉石门铭考补》,《文物》2016年第6期;
3、  周鼎:《曹魏正始五年石门铭所见职官释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4期;
4、  任攀:《三国曹魏拴驴泉石门铭考释补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3期;
5、  廖基添:《慕容農與後燕興衰——以“列人集團”爲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4期;
6、  李鹏为:《山西晋城拴驴泉石门铭补释》,《文物春秋》2018年第1期;
7、 王子今:《说“作徧桥阁”》,《陕西历史博物馆》,2015年10月。

(责任编辑:梅雅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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