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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夏商时期的朱砂奠基葬

2018年06月29日 10:00   来源: <考古>2018年第5期    作者: 张国硕 贺俊    【 收藏本文

    所谓“朱砂奠基葬”,是指在墓室底部专门铺撒一层朱砂来安葬死者的一种特殊丧葬仪式。由于这一丧葬仪式与考古所见城墙、夯土建筑、大型广场等建筑所进行的奠基活动在形式及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再加上墓葬本身就是一类特殊的建筑,故本文提出“朱砂奠基葬”之概念,旨在突出其葬礼特性及“奠基”内涵。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若发现在棺椁、随葬品、头骨或肢骨、墓底、填土中有使用朱砂的现象,学界一般将其归属于“朱砂墓”或“朱砂葬”[1]的范畴;把墓底铺撒朱砂现象归结为朱砂墓的一种形式,未能从丧葬礼仪层面对朱砂奠基葬充分认识,更没有深入探索这种丧葬仪式是如何起源与发展演变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夏商时期朱砂奠基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及这种丧葬仪式推行的原因、含义进行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夏商墓葬和社会生活有所裨益。

一、朱砂奠基葬的形成与兴盛

    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二里冈文化为商代前期文化、殷墟文化为商代后期文化,这基本已成为夏商考古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分析发现,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新砦期遗存以及王湾三期文化不见朱砂奠基葬;但到了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朱砂奠基葬骤然大量出现,直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皆为其兴盛期。考古发现属于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的朱砂奠基葬数量最多,占朱砂墓总数量的比例较大,尤其以贵族墓葬和都邑墓葬最为常见。

    据早年考古材料统计,二里头文化的墓葬数量为430余座(其中材料较为详尽者115座)[2],近年又有新发现,故墓葬总数当超过450座。其中,二里头文化朱砂墓的数量,郑若葵先生统计有37座[3],方辉先生统计有61座[4]。笔者分析甄别原有材料,加上新公布的二里头遗址材料[5],统计出二里头文化朱砂墓有64座,约占已发现墓葬总数的14.2%。墓葬使用朱砂的方式较为复杂,主要有随葬器物涂朱、人骨涂朱、棺内铺朱、墓底铺朱等类别(共68例),个别墓葬兼有人骨涂朱和墓底铺朱。在这64座朱砂墓中,属于朱砂奠基葬的墓葬至少有51座,约占朱砂墓总数的79.7%(表一)。长2米以上的大中型墓几乎都使用朱砂,且朱砂遍布墓底,铺撒较厚,如二里头遗址82ⅨM15、75ⅥK3墓底朱砂厚5~6厘米,81ⅤM4墓底朱砂厚达8厘米。由此可见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中盛行之程度。

表一  二里头文化朱砂墓统计表

    从表一还可以发现,二里头文化朱砂奠基葬有两个特点。一是朱砂奠基葬大多集中于二里头遗址等大型都邑性聚落,共44座,占86.3%;其他一般性聚落发现数量较少,仅7座,占13.7%。这说明这种丧葬仪式主要在都邑贵族阶层或统治阶层中推行。二是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三期发现最多,分别为20、24座;四期也有,统计出7座;但一期尚未见到。

    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奠基葬,其原因值得探究。对此,方辉先生认为可能与陶寺文化晚期衰落之后丹江通道不畅有关[6]。这种解释虽然部分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形,但并不全面。在二里头文化分布中心的豫西地区,使用朱砂见于仰韶文化时期的洛阳王湾遗址第一期文化以及属于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期的第二期文化,墓葬中人头骨涂朱现象较为普遍[7];但到属于龙山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阶段,豫西地区却罕见使用朱砂现象,更不见朱砂墓,说明二里头文化的朱砂奠基葬并非直接来源于豫西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之后的新砦期也不见朱砂墓,仅发现个别使用朱砂的现象,如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发现一对朱砂绘陶瓮,但被认为是来自东方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8]。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但其并非全部的夏文化,应存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属于夏王朝早期的文化遗存,即“早期夏文化”,这在学界已几乎成为共识。新砦期遗存与早期夏文化关系密切,王湾三期文化为先夏文化遗存[9],或曰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遗存属于早期夏文化[10]。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所谓的早期夏文化、先夏文化遗存中皆少见朱砂墓,更不流行朱砂奠基葬,这就充分说明二里头文化一期及其之前的整个“夏族群系统”遗存皆不流行朱砂墓。因此,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墓和朱砂奠基葬与陶寺文化晚期的衰落似乎没有根本性的关系,当另有其他原因。

    二里头文化一期不见朱砂奠基葬的原因牵涉到该文化朱砂墓的来源问题。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朱砂墓的流行区域实际上是从龙山时代的晋南地区转移到二里头时代的豫西地区,二者之间无疑应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与豫西相邻区域中,朱砂墓早在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文化中就已流行。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葬中使用朱砂的现象较多。该墓地在2003年秋至2004年初冬发掘的262座墓葬中,部分死者骨骼上有涂朱现象,且有的墓室底部均铺撒一层朱砂[11]。其中M100是一座竖穴土坑墓,该墓平坦的底部全部铺撒朱砂[12],当为朱砂奠基葬。襄汾陶寺遗址大中型墓葬使用朱砂现象较为普遍,并且这一现象贯穿陶寺文化的整个存续时间[13]。据笔者初步统计,朱砂墓在陶寺遗址中至少有65座[14],其中能确定朱砂使用方式者有42座(表二)。从表二来看,陶寺遗址墓葬内朱砂使用方式已较为复杂,主要有随葬器物涂朱、葬具涂朱、人骨涂朱或者在尸身上下撒朱、棺内铺撒朱砂、墓底铺撒朱砂等(共45例),也存在朱砂奠基葬现象。一般认为,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所代表的族群主要是陶唐氏尧和有虞氏舜,陶寺遗址是尧舜之都[15];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代中晚期的夏族群文化。准此,则朱砂奠基葬在两族群所形成的考古学文化中先后存在,这必然与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密切联系。在龙山文化时代晚期,王湾三期文化与陶寺文化曾发生一定的文化交流[16],文献记载夏族群禹还曾到达晋南地区活动[17],但夏族群文化并未取代当地文化,陶寺晚期文化整体上仍是当地文化体系的自然延续,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对豫西地区的夏族群文化体系影响也不大。至二里头二期前后,二里头文化北向晋南地区扩展,导致陶寺文化的中断与东下冯类型在晋南地区的形成[18];同时,晋南地区当地文化对豫西二里头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吸收或继承了晋南地区部分固有的文化因素,从而为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此,二里头文化一期及其以前夏族群文化体系不见朱砂墓、二期朱砂奠基葬始才流行的原因,当与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族群北上晋南、吸收当地文化因素并传入到豫西地区夏王朝腹地的夏都及周边夏文化区有直接关系。

表二  陶寺遗址朱砂墓统计表

    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推行伊始,夏族群即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致使这一丧葬仪式迅速发展,并延续到该文化第四期。这一发展态势的主要原因,除了二里头文化居民尤其是贵族阶层偏爱朱砂奠基葬等因素,也应与夏王朝实力的强大、朱砂的稳定输入有关。在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集中在南方的贵州、湖南、广西、重庆等地[19]。《尚书·禹贡》对朱砂(丹)的输入有明确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厥贡羽、毛、齿、革……丹……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从这里可知,朱砂等物品的进贡路线是先从长江流域的水路到汉水,再由陆路到洛河,最后通达于黄河沿岸地带。相关研究明确指出丹水是南方重要资源北上中原的重要通道[20]。从发展态势上看,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进入稳健发展期,主要表现在具有都邑性质的二里头遗址面积扩大至300万平方米并开始向周边地区文化扩张等方面。夏文化向豫西南扩张的直接结果就是二里头文化下王岗类型的形成。该类型主要分布在南阳盆地、丹江口库区西部等地,年代上限不超过二里头文化二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前后[21]。下王岗类型的存在以及夏族群对豫西南的控制,为朱砂资源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豫西地区提供了保障。

    “殷因于夏礼”[22]。正是因为如此,代夏而立的商王朝继承了诸多夏文化因素,其中包括朱砂奠基葬这种丧葬仪式。在属于商代前期的二里冈文化时期,朱砂奠基葬仍有较多发现。据统计,在发现的二里冈文化420座以上墓葬[23]中,朱砂墓的数量至少有55座(表三)。商代前期朱砂墓延续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方式,如随葬器物涂朱、人骨涂朱(或撒在尸身上下)、葬具内铺朱、墓底铺朱等(共57例)。其中朱砂奠基葬共计34座,占朱砂墓的比例高达61.8%。由此可见,商代前期朱砂奠基葬仍然较为盛行。

表三  二里冈文化朱砂墓统计表

    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商代前期的朱砂奠基葬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分布范围增大,设置有腰坑等。朱砂奠基葬除了在郑州商城[24]最为集中外,在偃师商城[25]、辉县孟庄[26]、黄陂盘龙城[27]、济南大辛庄[28]等周边中心聚落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现,这种情况应是商文化向四边扩张所致。部分朱砂奠基葬在墓室底部还设置有腰坑,如郑州商城BQM1、BQM2、C8M3、CNM5、C11M146、C11M148、C11M150,黄陂盘龙城PL2M2、PLWM4、PLWM3、PLWM5,济南大辛庄11M1等。腰坑通常被认为是殷商葬俗的一种。关于腰坑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墓中设置腰坑与商人的奠基行为相关[29],笔者也持此种看法。因此,与朱砂奠基葬相似,设置腰坑也是一种丧葬活动中的奠基形式,可称作“腰坑奠基葬”。商代前期开始出现朱砂奠基葬与腰坑奠基葬的配合使用。据统计,在甄别出的商代前期34座朱砂奠基葬中,兼而使用朱砂奠基和腰坑奠基的墓葬共12座,占朱砂奠基葬总数的35.3%左右。这一变化表明,商人在继承夏人朱砂奠基葬葬俗的基础上,在丧葬仪式方面开始出现革新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到商代后期才最终完成。

二、朱砂奠基葬的式微

    商代后期,朱砂奠基葬仍然被应用到丧葬活动中,但与商代前期相比整体上明显处于式微之势。历年发现的商代后期墓葬数量至少在万座以上,但朱砂墓的数量却相对较少。据初步统计,能完全确定下来的朱砂墓只有72座(表四,朱砂使用方式共73例)。在这72座朱砂墓中,葬具内使用朱砂的墓葬共26座,约占朱砂墓总数的36.1%;能确认的朱砂奠基葬有19座,仅占朱砂墓总数的26.4%。这种现象反映出在葬具内使用朱砂成为商代后期朱砂使用的主要方式,而朱砂奠基葬明显趋于衰落的态势。

表四  商代后期部分朱砂墓统计表

    朱砂奠基葬在商代后期的衰落与腰坑的盛行密不可分。商代前期,商人的葬俗已经出现革新之势,腰坑奠基葬开始较多出现。

    有商一代,腰坑奠基葬发展自成一系,从早到晚呈现出急速发展的态势。据统计,早商时期的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腰坑墓占墓葬总数的50%左右,而晚商时期的安阳殷墟发现的腰坑墓占墓葬总数的50~70%[30]。毫无疑问,腰坑奠基葬在晚商时期的兴盛应该是朱砂奠基葬逐渐衰落的主要原因。此外,从考古学文化发展态势上来看,晚商时期的商文化在南方地区大范围收缩,桐柏山以南地区已经基本上不见商文化分布,而被性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所取代[31]。这种现象意味着商人获取南方地区朱砂资源的能力大为削弱。正是上述两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朱砂奠基葬在商代后期的式微。
    西周以后,朱砂奠基葬仅在部分地区仍有残留。如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发现墓主人的尸骨下多有朱砂[32],陕西周原齐家村遗址发现的4座墓葬墓底均铺有朱砂[33],陕西凤县双石铺战国秦墓棺底有厚0.2厘米的朱砂[34]。由于人们对朱砂用途认识的扩展,朱砂大量被用于制作丹药及汞的提炼,使得朱砂奠基葬在战国秦汉以后逐渐消失殆尽。

三、朱砂奠基葬的含义

    对于朱砂的用途,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朱砂的使用与人们对于红色的信仰存在某种联系[35];或认为朱砂在墓葬内使用既是出于美化棺椁的需要,又可能具有敛葬的意义[36];也有学者从葬仪的角度对其予以阐释,认为朱砂是早期国家葬仪复杂化的组成部分,包括葬仪在内的宗教仪式对于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37]。毫无疑问,上述分析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问题是朱砂的使用形式多种多样,分布位置各异,用意应有所不同,如器物涂朱可能意在鲜艳、醒目,棺椁涂抹朱砂可能有美化的目的;而朱砂铺底现象当为一种专门的丧葬礼仪,有着独特的发展轨迹、分布区域和使用族群。

    朱砂是一种天然红色矿石,主要化学成分为硫化汞(Hg S)。在我国古代,朱砂有着广泛的用途,既可用作书画之颜料,又可为术士炼丹所用,同时又在丧葬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距今8000多年的史前时期先民对朱砂已有一定程度地认知,且多使用于日常生活中。如距今8500~7500年的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出土一件涂有朱砂的陶盘[38]。距今7000~6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出土的木质漆碗,器壁外涂有朱砂[39]。河南灵宝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房址F106的地面、半地穴北墙壁的表面均有涂朱现象[40]。在仰韶文化中晚期,朱砂开始使用于人们的丧葬活动中,如灵宝西坡墓地M27墓圹西南角距墓口深约1米处发现有两小片朱砂痕迹[41]。这个时期朱砂墓分布地域较广,使用方式多样,主要包括填土中加入朱砂、随葬器物涂朱、人骨涂朱、葬具涂朱等[42]。与此同时,朱砂铺撒墓底现象在个别遗址开始出现,但所占比例较低,而且往往是墓底局部铺朱,如花厅遗址M4[43],说明朱砂奠基葬正在萌芽孕育之中。进入龙山时代,朱砂墓分布地域有所缩小。目前材料显示,豫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不见朱砂墓;而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良渚文化中期墓葬M1、M2、M5、M6、M8、M11[44],山东茌平尚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M23[45]等为朱砂墓。除此之外,朱砂墓主要在晋南地区龙山文化中流行,且在陶寺文化中已经出现朱砂奠基葬。

    分析夏商时期朱砂奠基葬的孕育形成、兴盛、式微及相关历史背景可以发现,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中最为规范化、制度化,并且所占比例较高,推断其应为夏族群尤其是贵族阶层特有的丧葬仪式和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逮至商代,朱砂奠基葬在一定范围内仍继续存在,应是该葬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然延续。之所以夏商时期朱砂奠基葬流行,这与当时人对朱砂的认识和注重墓葬奠基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用于墓葬之中墓主人肢体和墓底的朱砂,其功用可能主要是辟邪。辟邪观念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至少在史前时期已经产生。由于当时人对自然界及生命现象的认知不足,从而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人们一方面对鬼神敬畏有加,另一方面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又产生了驱鬼、镇邪的思想与仪式。后者往往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器物来实现,如桃木、符咒、画像等。除此之外,朱砂作为一种颜色纯正的大红色物质,长期以来被人们当作辟邪的重要物品。朱砂张国硕等:试析夏商时期的朱砂奠基葬的辟邪功用往往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生者辟邪,这一点与朱砂的特点及其医用功能可能有密切关系。朱砂最直观的特点是在于它鲜红的颜色,在古代先民的观念里,其是阳刚至强之物,具有“杀精魅邪恶鬼”之功能[46]。此外,朱砂有着比较重要的医用价值,在治疗心悸易惊、失眠多梦、癫痫发狂、抗菌等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效果[47]。

    因此,人们往往采用佩戴朱砂香囊的形式以去邪医病。二是为死者辟邪,这是人们用朱砂为生者辟邪观念在丧葬活动中的具体应用,是“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产物,考古学及民俗学为其提供了相关证据。如贵州务川大坪汉墓群的16座墓葬底部均发现有朱砂;而民俗学调查表明,务川当地的阴阳先生认为朱砂是一种灵性物质,在风水不佳之地投放朱砂可改变风水,达到为墓主人辟邪改运的目的[48]。除此之外,朱砂用于墓底或墓主人肢骨,可能与古人的黄泉观念有关。《左传·隐公元年》记载郑庄公对其母亲所说之话,“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有学者认为,“黄泉观念”在商代已经萌芽,殷墓中腰坑及殉狗可能是黄泉的入口与守护者[49]。生者对未知的“黄泉”世界的恐惧,以及期望死者在通往冥界道路中避免鬼神侵扰,往往采取一些辟邪措施。与商人在腰坑里殉狗类似,夏商族群用于墓底部及墓主人肢骨的朱砂可能也是出于辟邪的需要。

    朱砂奠基葬有着明显的“奠基”意义,反映的是夏商时人对墓主人在冥界的保佑之意,目的是依托朱砂的辟邪作用来保卫墓主人在冥界的安全。所谓“奠基”,就是为了奠定建筑物(包括墓室)的基础而举行的某种仪式[50]。这一行为目前最早可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龙山文化时期逐渐增多,夏商时期逐渐系统化,并呈现出建筑仪礼等级化的现象[51]。实际上,墓室内的奠基行为在先秦时期普遍存在,只是各个阶段表现形式略有差异而已。《周礼·夏官·量人》记载量人“掌丧祭奠竁之俎实”,郑玄注:“竁亦有俎实,谓所包谴奠”。“竁”的意思为墓室,“俎实”即为陈设祭品,量人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奠竁礼中陈设祭品这一活动。郑玄注说“藏苞筲于旁”,即将祭品陈放在墓室棺材一侧。有学者曾对商代的奠竁礼进行分析[52],论证商代奠基活动的普遍性。虽然“奠基”一词不见于早期文献,但与“奠竁”含义相近,朱砂奠基葬即应为夏商墓室奠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时葬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贵族阶层与下层民众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属于文明社会的夏商时期,贵族们用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仪规范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反映在丧葬活动中,就是存在一套比较严格的葬礼葬仪。有关学者曾对商人的“落葬礼”进行过研究,认为包括备穴、奠基、沉棺、放置随葬品、填土等环节[53]。与商代相似,二里头时期的夏代贵族丧葬活动中的“落葬礼”也应是普遍存在的,用朱砂对墓室进行“奠基”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四、结语

    朱砂奠基葬作为一种特殊的丧葬形式,在史前至夏商时期经历了孕育形成、兴盛及式微的发展过程。总体看来,仰韶时代中晚期,史前先民将朱砂应用于墓葬之中,这为朱砂奠基葬的孕育准备了前提条件。最迟到龙山时代晚期,朱砂奠基葬在晋南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为该葬俗在夏代二里头文化的推行奠定了基础。二里头文化二期伊始,朱砂奠基葬大量出现并随后迅速发展,其原因应与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族群北上晋南地区的历史进程及夏文化向南扩展密切相关。商代前期,朱砂奠基葬俗在商文化中仍然发现较多,这是“殷因于夏礼”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商代前期存在朱砂奠基葬与腰坑奠基葬大量混合使用的现象,表明这一时期商人葬俗开始出现革新的趋势。商代后期,由于富有商人特色的腰坑奠基葬的兴盛及商文化在南土大范围的收缩,使得朱砂奠基葬出现式微之势。由此可知,朱砂奠基葬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最为流行,与夏族群关系最为密切,可认为是夏代贵族颇具特色的一种丧葬仪式,具有明显的奠基意义,目的是保护墓主人在冥界的安全。

注释:
[1]a.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b.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第111~115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c.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 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第2期。
[2]同[1]a。
[3]同[1]a。
[4]同[1]c。
[5]二里头遗址新公布朱砂墓材料3座,即01ⅤM1、02ⅤM3、02ⅤM4(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其中02ⅤM3已列入方辉统计范围。
[6]同[1]c。
[7]a.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b.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29、4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8]顾问、张松林:《花地嘴遗址所出“新砦期”朱砂绘陶瓮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1期。
[9]张国硕:《夏纪年与夏文化遗存刍议》,见《文明起源与夏商周文明研究》,线装书局,2006年。
[10] 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文物》2006年第3期。
[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
[13] a.高炜等:《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b.高天麟等:《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14] 陶寺遗址发掘报告的《墓葬登记表》共记录朱砂墓45座。此外,墓葬出土陶器及木器上的红色颜料经鉴定大多为朱砂,这类随葬器物施朱的墓葬有20座。故陶寺遗址朱砂墓至少有65座。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32~1080、1321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15] a.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第4期。
b.张国硕:《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考古》2010年第6期。
[16] 同[15] b。
[17] 《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71页,1959年。
[18] 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19] 刘芃、吴家荣:《朱砂现今主要产地的本草考证》,《中国中药杂志》2000年第4期。
[20] 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96、9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2] [宋]朱熹注:《论语集注》“为政”第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3] 同[1]b。
[2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 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64、600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第一卷)第401、40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6]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第25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2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 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1、155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8]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等:《济南市大辛庄商代居址与墓葬》,《考古》2004年第7期。[29] 王志友:《商周时期的腰坑葬俗》,《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30] 贺俊:《对商人“腰坑”葬俗来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中国文物报》2015年8月14日第6版。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33] 周原考古队:《2002年周原遗址(齐家村)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34] 刘宝爱、胡智仁:《凤县双石铺发现一座秦墓》,《文博》1996年第1期。
[35] a.任式楠:《薛家岗文化葬俗述要》,见《文物研究》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
b.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见《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36] 同[1]b。
[37] 同[1]c。
[3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第41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39]王进玉、王进聪:《中国古代朱砂的应用之调查》,《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99年第1期。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考古》2005年第3期。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第84、287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42] 同[1]c。
[43] 南京博物院:《花厅—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第4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44] 南京博物院、江阴博物馆:《高城墩》第30、39、55、70、78、100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45]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46] [清]孙星衍等辑:《神农本草经》“上经”,人民出版社,1963年。
[47] 周超凡、林育华:《传统中药朱砂应用概况及其安全性》,《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8年第3期。
[48]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坪考古队:《贵州务川大坪汉墓群第一期发掘出大量朱砂》,《中国文物报》2008年5月9日第5版。
[49] 岳洪彬:《谈商人的黄泉观念—从殷墟铜铃上装饰的倒装兽面纹说起》,《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第7版。
[50] 詹鄞鑫:《奠基与献身古俗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51]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第7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52] 谢肃:《商文化墓葬二层台上放置动物腿骨现象与“奠竁”礼比较研究》,《华夏考古》2009年第2期。
[53]唐际根:《殷商时期的“落葬礼”》,见《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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