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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汉晋南北朝时期的帷帐

2018年05月23日 11:00   来源: 《文物》2018年第3期    作者: 刘振东    【 收藏本文

    关于汗晋时期的帷帐,学者早有关注,其中卢兆荫利用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分别对东周时期帷帐的渊源、汉晋时期的帷帐以及掌管帷帐的官署等问题详加论述[1]。其后又有不少新资料出土,本文略作介绍,并加以申论。

一、东汉时期

    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为一条斜坡墓道的多室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及南、北侧室,后室及南、北侧室组成[2]。

    该墓前室和后室壁上分布有上下多层铁钉,前室钉外端为圆环状,后室钉钉头为钩状。从前室钉孔内残存的丝绳痕迹分析,这些铁钉可能用于悬挂顺着墓壁垂下的幕布,此幕布当为帷。帷上或绘有各种图案,张挂起来好像壁画一样。

    后室后部及后室南、北侧室内均发现葬具,男性墓主居后室后部,两女性分处两个侧室。后室南、北侧室内木棺四周发现有铁帐构件,说明帐是罩在棺的上面。简报未及后室是否发现帐构件,若无,则后室木棺外的帐有可能悬挂于墓壁的铁钉上。

二、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墓葬出土的帷帐实物资料,主要分为帐构件和帐座(陶座、石座)两类。

(一)帐构件

    洛阳涧西曹魏正始八年墓曾出土9个铁帐构件,出土地点虽然集中于前室[3],但推测当时帐应张挂于后室的木棺之上,可能由于盗扰等原因才使帐构件移动了位置。

    湖南安乡刘弘墓为一条墓道的穹隆顶单室砖室墓[4]。墓室东南部出土了1件铁帐架,其上附着夹纻漆帐环。另外,沿墓室四边共发现12枚弯铁钉,墓室四角2~2.2米高处和顶部的砖缝中留有钉痕。铁帐架形制不清,使用方法不明,从墓壁上的钉痕和散落的12枚弯铁钉,似可推测原来沿墓室壁曾张挂有帐,墓主的棺木应停放于帐内。

    河南新安C12M262为一条墓道的穹隆顶单室砖室墓(附一小侧室)[5]。木棺虽已朽毁,但承棺的3根条石和散落地面的棺钉仍存。棺外四周平置4块条砖,条砖之上或近侧各有1个铜帐构件,说明条砖用于承放帐构件,此外,另有4个铜帐构件散落在附近。8个帐构件形制相同,均为直角三通状圆管,每个帐构件上都刻有方位和编号。由条砖围成的区域范围可推知此帐长约2.6、宽1.8米,为长方体。此帐应张挂在木棺的上方,用于罩棺。

(二)帐座

1.西晋

    不少西晋墓中放置陶(石)帐座,形状各异,大小不同(表一)。

表一西晋墓出土帐座一览表

    据不完全统计,在20座西晋墓中共出土帐座65件,其中以西晋都城洛阳一带最为多见,另在山东、湖北、江苏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洛阳一带多见于单室砖室墓或单室土洞墓,有饼形(圆形或近圆形、方形或不规则方形、圆角方形、长方形)、覆斗形、半球形、覆钵形等形状,另有几件卧兽形出土于双室砖室墓或双室土洞墓。其他地方的均见于双室或三室砖室墓,形状有饼形(圆形、上圆下方形、四瓣梅花形)、盝顶方形和覆斗形。

    此物之所以被称为帐座,首先在于其形制。不管作何形状,它们中央都有一个穿孔,用于插立木杆等物。但单从形制还难以说明其真实用途,如江苏宜兴晋墓出土陶座和石座中的2件穿孔中有木杆残屑,有人推测其用于插立松明或旗杆[6],又如湖北老河口李楼晋墓出土的陶座上刻有文字,从而被认为可能用于插燃蜡烛[7]。下面从陶座的数量及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来揭示其用途。

    洛阳苗沟C8M868出土了一组4件陶座,从其在墓室中的分布看,大致可以围成一个长方形空间,推测此处原来可能即是棺木所在,在这个空间内遗有一枚铁镜,而镜类多放于棺中,并且在这个空间外侧散布有2件陶多子盒,此棺前之地正是可以布置以陶多子盒为中心的陶质器皿的场所。由此似可推测,若在4件陶座上立杆,再于立杆之间用横杆相互勾连,即可组成一帐架。此帐当张挂于木棺之上。洛阳厚载门街CM3032被盗,墓内一组4件陶座虽仍呈分立之势,但已非原位,它们原本应分布在木棺的四周,从而构成一罩棺之帐。原置棺处存有部分人骨、铜镜和铜钱。

图一帐座
1.洛阳苗沟C8M868∶22  2.洛阳厚载门街CM3032∶8  3.洛阳孟津三十里铺M116∶1  4.河南巩义晋墓M1∶17  5.湖北老河口晋墓M1∶8  6.北魏宣武帝景陵91jLM∶39(1、2、4、5为1/8,3为1/15,6约为1/12)

    洛阳厚载门街CM3034虽被盗,但一组4件陶座仍在墓室中部绕棺分布。原置棺处存有铜钱。洛阳辽宁路BM123虽未遭盗扰,但一组4件陶座明显移位,其中2件已移至棺内,压住了人骨。不排除它们原本分布在木棺四周的可能。洛阳东郊M178被盗,一组7件陶座虽遭移动,但仍大致分布在墓室中部的人骨周围,呈绕棺分布之状。洛阳孟津东山头M99被盗,一组4件陶座中有3件位于主室中部,1件偏移到主室一侧,仍可看出它们原本应绕棺分布。原置棺处存有铜簪。

    此外,山东邹城刘宝墓的4件陶座放于前室,与其他随葬器物杂处,或因盗扰移位所致,或者当时并未实际用其架帐,但其用途仍应属于帐座。江苏宜兴晋墓的陶座或石座,有的出自前室,有的出自后室,虽因盗扰致其原位已失,但1号墓出土有10件之多,如简报所说,它们多放在墓室或砖台下的四角,因此可以推测,放在前室或后室砖台下四角的陶座或石座,显然不是用于罩棺,而是张帐于砖台———祭台之上,其用途还是帐座。另一更加明确的例子是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4件梅花形陶座位于前室祭台上的四角。

    需要说明的是,部分未盗墓葬出土的陶座不是一组4件,有1~3件不等,它们与其他随葬器物放在一起,好像并不是实际用来悬挂帐子的。推测它们可能起到了象征随葬帐子的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晋墓出土的陶座或石座,大多数是用来承插、固定帐架的,由此设立之帐,其主要用途是遮罩棺木,南方西晋墓又见悬于祭台之上的用例。至于承插松明或蜡烛之说,一则北方晋墓中常见各种质地的灯具,南方晋墓中除灯具外,还见瓷辟邪形烛台,专门用于插燃蜡烛;二则松明或蜡烛本为照明之物,若将其插于陶座或石座之上,既不方便使用,外形也不美观,所以此说似与情理不合。陶座或石座是用来承插、固定帐架的,理应称之为帐架座,但既然帐座一词沿用已久,也就不需更改了。

2.东晋

    南京一带的东晋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陶座(表二),有学者做过研究[24]。

表二东晋墓出土陶座一览表

    关于东晋墓葬中插有陶管的龙首、虎首以及圆形陶座,从保存较好的实例看,一般4件一组,置于墓室四角,如南京幕府山M1。这些陶座、陶管与西晋墓葬出土的陶座相似,但应不是用来挂帐的。首先,出土这类陶座的墓葬一般墓室较大(面积9~40平方米),若在墓室内设帐,设于棺床四角尚可,设于墓室四角则颇显勉强。其次,陶管高0.64~0.87米,连陶座通高0.8~1米。江苏省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出土的木棺高约0.76米[25],上述皇帝或皇族墓使用的木棺应更为高大,若用这些陶管挂帐以遮罩棺木,其高度略显不足。尤其如南京老虎山M4出土的陶座、陶管通高仅0.41米,且只有2件,更无法用来挂帐。再次,陶管均为空心,南京老虎山M4陶管之上插有一器足,南京幕府山M4陶管上插有一小盏,从这些现象分析,陶座、陶管当另有用途。

图二南京幕府山M4出土陶座
1.龙首2.虎首(均约为1/8)12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陶座、陶管的墓葬中,只有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4件瓷灯(此墓附带一侧室)、南京郭家山M10出土1件陶灯、郭家山M13出土2件瓷灯(此墓仅有2套陶座、陶管),其他墓葬均未见灯具。虽然这些墓葬大多被盗,随葬器物组合已不完整,有研究者推测这类插在陶座上的陶管属于灯具,并非没有道理[34]。

3.十六国时期

    十六国时期如辽宁朝阳袁台子M1,墓室放置棺木(存有棺钉和铜带钩、银带扣等)的前方分布有4个方形石帐座,帐座边长13.5、高6.9、孔径1.8~2.5厘米,并在此处出土4个鎏金铜帐构(直角三通管状,管长8.5、管径2.2厘米,管上黏附有紫色细绢残块),由此组成一个小绢帐,其内陈一漆案,案上满放各种漆器[35]。

4.南北朝时期

    北朝墓葬有几例帐座资料。一是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1件石帐座,下部呈方形,边长29厘米,上部呈覆钵形,直径20.8、通高18、孔径4.5厘米(图一∶6),推测在石棺床的四角原应各置一石帐座,惜仅存1件,且离开了原位[36]。二是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了4件雕刻纹饰的石座,下部呈方形,边长32厘米,上部呈覆钵形,通高16.5、孔径7厘米,其中1件留在棺床上,结合棺床上下尚存2根木栏杆以及其他木雕饰件、漆画木板等情况,可以推测棺床上应设有一套围屏,其结构大致是在棺床四角放置石础(其中四角雕刻有立体伎乐童子的2件放于棺床前面的两角),础上承木柱,木柱间横向连以栏杆作为骨架,其间嵌以漆画木板。围屏之上可能悬挂有帐[37]。若上述推测成立,此二墓之帐当用于罩棺。三是北齐库狄迴洛墓,在房形木椁室的一侧分布有4件石帐座,下部呈方形,边长28厘米,上部呈覆钵形,通高18、孔径7厘米,由此可能构成一帐,其内放置不少铜器[38]。此例应与朝阳袁台子M1相似,帐当张设于祭台(案)之上。

    南朝的帐座资料有南京甘家巷M6(梁安成王萧秀墓)半圆形石座8件(高7.5~12厘米)、M30半圆形石座2件(高8~8.5厘米)[39]、南京尧化门梁南平王萧伟墓半圆形石座6件[40]、南京甘家巷蔡家塘M1圆形石座4件(其中2件分置棺床两角,底径11、顶径8、高8、孔径4、深2厘米)[41]、南京西善桥陈黄法墓半圆形石座4件(直径13、高8、孔径3、深3厘米)[42]、南京燕子矶梁辅国将军墓半圆形石座3件等[43]。上述墓例均经盗扰,石座在墓中的原始方位已失,从甘家巷蔡家塘M1的2件石座分置棺床两角的情况看,此墓的4件石座有可能放在棺床四角,从而构成一罩棺之帐,但也不能排除这些石座用于帐罩祭台或另作他用的可能性。

三、小结

    安阳西高穴2号东汉墓前室的四壁原应悬挂帷,其模仿的对象当是宫室建筑中用于遮蔽空间或装饰墙壁的帷幔。

    安乡西晋刘弘墓的帐沿墓室壁(墓室方形,穹隆顶,边长3.6、高4.2米)张挂,应属大型圆顶帐,考虑到刘弘生前曾任镇南大将军(“镇南将军章”金印)等武职,所以不排除此帐模仿军帐的可能性。由此联想到安阳西高穴2号东汉墓,其后室也可能悬挂了一顶大型军帐,符合曹操的身份。

    其他魏晋南北朝墓葬所见之帐(帐构件、帐座),基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用于罩棺,主要有平顶和四阿顶两种,另一类用于罩祭台、祭案等,应多为平顶。北方地区的东汉、魏晋墓流行前者,南方地区的西晋墓多见后者,十六国、南北朝墓葬二者兼而有之,但总体上已呈衰退之势。

    《释名·释床帐》“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帐,形如覆斗也”[44]。《晋书·五行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谧床帐”[45]。《晋书·冯传》“太康七年,疾,诏以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十万、床帐一具”[46]。《晋书·石苞传》“苞豫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含,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47]。这些史籍记载反映出,魏晋时期床帐不仅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同时也被用于墓葬之中。墓中所见罩棺之帐,应模仿自床帐。至于遮罩祭台、祭案之帐,不妨名之“祭帐”,当模仿自丧葬活动中祭案或祭台上所设之帐。这类帐一般较小,或即形如覆斗的所谓“斗帐”。汉晋时期墓葬中设帐的习俗,仍是受到了“事死如事生”丧葬观念的影响。

注释:
[1]易水《帐和帐构———家具往谈之二》,《文物》1980年第4期;周一良《关于帐构》,《文物》1980年第9期;卢兆荫《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安阳市西高穴曹操高陵》,《考古》2010年第8期。
[3]李宗道、赵国璧《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考古》1989年第4期。
[4]安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412018年·第3期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2期。
[6]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兼论出土的青瓷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4期。
[7]老河口市博物馆《湖北老河口市李楼西晋纪年墓》,《考古》1998年第2期。
[8]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谷水晋墓(FM5)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
[10]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郊西晋墓》,《文物》1992年第3期。
[1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关林皂角树西晋墓》,《文物》2007年第9期。
[12]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太原路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2期。
[13]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厚载门街西晋墓发掘简报》,《
文物》2009年第11期。
[1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新发现的两座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
[1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东郊两座魏晋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1期。
[16]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邙山西晋北魏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17]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
[18]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巩义站街晋墓》,《文物》2004年第11期。
[19]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
[20]同[7]。
[2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6期。
[22]同[6]。
[23]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第2期。
[24]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
[25]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江宁县下坊村东晋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第8期。
[26]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第4期。
[27]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4期。
[28]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第4期。
[29]华东文物工作队《南京幕府山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6期。
[3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第8期。
[31]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第6期。
[3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8年第6期。
[3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南郊郎家山第4号六朝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
[34]同[32]。
[35]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等《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37]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8]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39]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
[40]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2期。
[41]金琦《南京甘家巷和童家山六朝墓》,《考古》1963年第6期。
[42]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西善桥南朝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43]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郊区两座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2期。
[44](汉)刘熙《释名·释床帐》,第94页,中华书局,1985年。
[45]《晋书·五行志下》,第900页,中华书局,1974年。
[46]《晋书·冯传》,第1162页,中华书局,1974年。
[47]《晋书·石苞传》,第1003页,中华书局,1974年。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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