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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早期骨角器的起源与发展

2018年05月21日 11:00   来源: 《考古》2018年第3期    作者: 曲彤丽、陈宥成    【 收藏本文

一、引言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起源、演化和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人类曾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来获得食物、制作工具和物品等以维系群体的生存,创造出了多样的文化。动物是史前人类最常利用的资源之一,它们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和制作工具、装饰品与艺术品的材料。用动物骨头、鹿角、象牙制作成的工具(本文统称为骨角器)可以用于狩猎、渔猎、缝制衣物等,在史前人类生计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史前文化的重要构成。骨角器蕴含了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技术和文化行为等方面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史前制作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时空变化特点。在人类历史早期,无论是史前时代还是青铜时代,骨角器都有大量的发现。那么骨角器最早出现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骨角器的定义

    骨角器,指以动物骨头、鹿角等为材料经过简单修理或系统的技术过程制作而成的工具。本文中的骨角器还包括用象牙等制成的工具。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利用肢解和消费动物过程中产生的破裂骨头,对其锋利边缘或尖端进行简单的打击修理或直接使用使其成为权宜性的工具。在南非斯特尔克方丹(Sterkfontein)遗址和斯瓦特克朗(Swartkrans)遗址以及东非奥杜威峡谷发现曲彤丽等:试论早期骨角器的起源与发展有距今180~100万年经打击修理的骨器。这些工具用于处理加工猎物、挖掘植物根茎和白蚁[1]。东亚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也发现有打制骨器[2],如周口店第一地点和第四地点、金牛山遗址等[3]。这类骨器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遗址仍然存在:山西许家窑遗址发现了两侧经过打击修理的长骨[4],山顶洞[5]、山西峙峪[6]和哈尔滨阎家岗遗址[7]均发现有带打击疤痕的骨头。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8],如德国毕尔曾斯勒本(Bilzingsleben)遗址也发现有简单的打击修理骨器[9]。打击修理而成的骨器制作简单,缺少开料取坯、整形和精细加工等技术程序,产品的最终形制是不规则的。根据已有研究,这类工具在狩猎采集生活中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为挖掘、切割等[10]。

    另一类可称为刮–磨制骨角器(本文简称为磨制骨角器),制作过程与技术和打制骨器不同。本文中的磨制骨角器指在系统的技术工序下制作的形制规则、类型相对稳定的工具,系统的技术工序包括材料的获取、开料取坯、修理整形、局部深入加工、“装饰”等,这些步骤在一件骨器的制作中不一定全部发生,但一定要经过刮或刮磨整形。选材指人们根据对材料原始形态、结构和破裂特点的认识而选择出便于修理加工的对象。开料取坯有多种方法,在很多情况下,当时人常通过砸击肢骨与下颌骨获得形状合适的较长的破裂骨片(通常一端尖锐)作为毛坯,特别是用于制作骨锥。这是比较省时省力的做法。对于完整的动物肢骨,可以先把两端骨骺部分去掉,然后通过砸击、劈裂、刻槽–楔裂/沟裂等方法从骨干上获取毛坯。就鹿角来说,可以先把它锯、砍或刻槽–折断成几段,然后用劈裂或刻槽–沟裂等技术获取毛坯[11]。若以肋骨为材料,则把它劈开获得两个薄片状毛坯[12]。整形和局部加工过程中特别运用刮或者刮后再磨、钻孔、切割等技术。“装饰”是指骨角器表面的人工有意识刻划,这种刻划的目的尚不能确定,可能具有象征或其他方面的意义。

    与打制骨器相比,磨制骨器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对后来的技术影响更大。因此,本文重点研究的是磨制骨角器的起源与发展。

三、磨制骨角器的起源

    磨制骨角器最早出现于距今9~7万年(属于非洲中期石器时代,MSA)。这个阶段出现了使用刮和磨的方法制作形制稳定和相对规整的骨器,主要类型是尖状器和锥[13]。早期的磨制骨角器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刚果卡唐达(Katanda)遗址发现有距今约9万年的带倒钩和不带倒钩的骨尖状器,与之共存的还有鱼骨,有学者推测这些尖状器可能用于捕鱼[14],但它们的年代以及出土层位存在争议[15]。南非布朗姆勃斯(Blombos)遗址发现了相对丰富的年代在距今8~7万年的骨器。该遗址位于开普敦以东300公里,是一处包含中期石器时代和晚期石器时代堆积的洞穴遗址。其中中期石器时代的地层分为M1、M2和M3三个阶段,M2包含的骨器最多,用动物肢骨制成,类型有尖状器和锥,通过刮和磨的方法整形加工,有些工具的尖部在整形后还经过火烧,以增加硬度[16](图一)。此外,南非卡拉西斯河口(KlasiesRiverMouth)、斯卜杜(Sibudu)、皮尔斯(Peers)等遗址也都发现了中期石器时代的骨尖状器[17]。研究表明,骨锥可能用于穿刺皮子等较软的物质,或者在贝壳上钻孔[18]。骨尖状器很可能作为标枪头与柄捆绑起来形成复合工具,用于投射狩猎[19]。实验和破裂痕迹观察显示,有的尖状器甚至可能作为箭头使用,由此推测弓箭的制作可能在中期石器时代(距今约6万年)已经出现[20]。

    非洲中期石器时代是现代人出现和演变的关键阶段,涌现出一系列反映新技术、新的生计活动、社会组织以及人类认知发展的物质文化[21],磨制骨器的出现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旧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出现用刮和削的方法制作工具,如德国舍宁根(Schöningen)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0万年的木质标枪[22],但是这种技术应用于骨头的加工,结合磨、火烧等方法制成相对规则的工具基本是在非洲的中期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反映出人类对动物骨头的性能的新认识,以及较为复杂的新技术或技术组合的出现。非洲中期石器时代复杂技术的出现不只体现在骨器的制作和使用,还有使用勒瓦娄哇技术打制石器、制作复合工具与钻孔装饰品等。然而,磨制骨器在非洲中期石器时代比较少[23],可能与当地人的需求和环境特点有关,或者当时人更偏好选择其他更容易加工的材料,如硬木[24]。同时期非洲以外的地区则几乎不见磨制骨角器。

四、骨角器的发展

    在大约距今4万年以后,骨角器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开始普遍出现,各地区骨角器的数量、原料、类型等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人们开始更多地选择骨头、鹿角、贝壳、象牙等材料。制作骨角器开始出现较为系统的技术步骤,即获取或选择材料、开料取坯、整形和深入加工[25],技术也更加多样和复杂,能够生产出形制规范、功能明确(细化或专门化)的工具及装饰品、艺术品、乐器[26]。

    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常见的动物有驯鹿、野马、猛犸象等。这些动物不仅是人类的食物来源,它们的骨头、牙齿还被用于制作工具、装饰品以及燃料、建筑材料等[27]。骨角器的普遍出现,一方面说明人们认识到骨头、鹿角、象牙的特性和优势,并掌握了开发这些材料所需要的技术。与石器相比,骨角尖状器的杀伤力有限,但它们破损后容易迅速维修且耐用性较高[28],鹿角和象牙富有弹性,韧度和可加工性强[29]。另一方面说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采集人群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取目标动物,如掌握驯鹿的迁徙规律从而有计划地成功狩猎它们[30]。人类获取动物资源的能力提高,使得骨角器原材料的供给充分而有保证。

    欧洲骨角器类型主要有尖状器、锥、抹刀、针、鱼叉等[31](图二,1~5、8、10)。在西欧和中欧有一类特色工具,即奥瑞纳文化中的底端分叉尖状器,是该区域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的新发明,这类工具使用的材料主要为鹿角[32]。制作时除了使用刮和磨进行整形,在取料和制坯过程中还特别运用了楔裂技术。这种尖状器可能是作为标枪头与柄镶嵌或捆绑起来使用,使人类的狩猎变得更有效[33]。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最普遍的类型——尖状器和锥多用动物的肋骨和肢骨制成,也有少量象牙。象牙主要用于制作装饰品和雕刻艺术品[34]。

图一非洲布朗姆勃斯洞穴遗址出土中期石器时代骨器
1、3、4.尖状器2、5.锥

    骨尖状器和锥在欧洲和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较为常见,如德国霍菲尔(HohleFels)、盖森克罗斯特勒(GeißenklÖsterle)、弗戈赫尔德(Vogelherd)、眼镜洞穴(Brill-enhöhle)[35]等遗址,捷克帕福洛夫(Pavlov)遗址[36],俄罗斯科斯扬基14(Kostenki14)遗址[37]等。相对于骨尖状器、锥等,骨针在西欧和中欧的出现相对较晚,多见于马格德林文化。但是俄罗斯科斯扬基遗址和西伯利亚托尔巴嘎(Tolbaga)遗址分别发现了距今3.5~3万年和3.5~2.8万年的骨针[38]。骨针的发明说明生活在高纬度和寒冷地带的狩猎采集人群开始制作御寒衣物,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为满足生存需求而发明的新技术,人类也因此而具备了开拓更广阔生存空间的技术条件。鱼叉的出现更晚,见于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其制作更加复杂和费时。鱼叉的出现说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人类对资源利用范围的拓宽,对水生动物资源利用的加强。除了骨针和鱼叉,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西欧出现了骨投射器,它的出现能够提高狩猎大型和奔跑速度较快动物的效率。西伯利亚出现了嵌细石器的骨柄刀[39]。这些类型器物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制作与应用技术的复杂化发展。

    相较于欧洲,骨角器在近东并不普遍,数量和丰富程度也有限[40](图二,6、7、9)。黎巴嫩撒·阿卡尔(KsarAkil)遗址出土了相对丰富的骨角器,原材料有黇鹿、狍子、山羊、羚羊骨以及前两者的角,工具类型有骨尖状器和锥,还有一类特色工具—带铤尖状器。个别尖状器尖部或底部呈黑色,可能经过火烧以使其变硬[41]。此外,土耳其于加兹(Üçağızlı)遗址也发现有较多的骨角器,大多数用骨头制成,鹿角少见,器类以骨锥、小尖状器为主,整形方式主要为刮,有少量磨制[42]。以色列哈约尼姆(Hayonim)、卡巴哈(Kebara)遗址发现了底端分叉的骨尖状器[43]。该地区的骨角器在纳吐夫文化(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约1.45万年)出现后变得丰富起来[44]。

图二欧洲和近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
1.抹刀(捷克帕福洛夫遗址)2.象牙尖状器(德国霍菲尔遗址)3、4、6.底端分叉尖状器(3.德国盖森克罗斯特勒遗址,4.德国波克斯坦洞穴,6.以色列卡巴哈洞穴)5.骨锥(德国弗戈赫尔德遗址)7~10.骨尖状器(7、9.黎巴嫩撒·阿卡尔遗址,8、10.德国波克斯坦洞穴遗址)

    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发展的重要表现还在于出现了带刻划纹的骨角器。非洲边界洞(BorderCave)[45],德国霍菲尔、弗戈赫尔德、眼镜洞穴[46],俄罗斯科斯扬基14[47],黎巴嫩撒·阿卡尔[48],近东地区纳吐夫文化遗址[49]以及中国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50]等遗址都有发现(图三)。刻划纹是由一系列几乎平行或交叉的短线组成,刻划的内涵与目的尚无定论,可能代表符号或记号[51],或具有其他的象征性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带有刻划纹的文化遗存,包括骨头残片、赭石、鸵鸟蛋壳碎片等在非洲中期石器时代已经出现[52]。这些器物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亚大陆较为广泛出现的带刻划纹骨角器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分别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刻划的目的有无变化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图三旧石器时代晚期刻划纹骨器和鹿角
1~5.骨器(1.德国弗戈赫尔德遗址,2、3.德国波克斯坦洞穴,4.德国霍菲尔遗址,5.黎巴嫩撒·阿卡尔遗址)6.鹿角(吊桶环遗址)

五、中国早期骨角蚌器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中国的磨制骨角器最早出现于距今3.5~3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早阶段。该阶段骨角器虽然出土数量不甚丰富,但是在中国南、北方的多个遗址都有发现,如贵州马鞍山[53]、福建船帆洞[54]、宁夏水洞沟[55]、北京山顶洞[56]、辽宁小孤山[57]等。其中马鞍山遗址第5、6层(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5~3.4万年)发现有骨锥、尖状器等。船帆洞遗址上层发现骨锥和角铲,年代为距今3万年。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出土有骨针,年代为距今约3万年。山顶洞遗址也发现有骨针,年代为距今2.7~2.3万年。小孤山遗址发现有距今3~2万年的骨尖状器、骨针等。比较来看,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骨角器在丰富程度、原料使用和个别类型方面呈现出与旧大陆西部不同的特点。

    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特别是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骨角器在中国呈现出增多趋势[58],然而与旧大陆西部相比,总体数量仍然很有限。这个时期骨角器的制作除了普遍运用刮和磨,还发现有火烤的现象[59]。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骨角器在南方的发展比北方更迅速和突出,南方的发现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岭南和云贵地区的洞穴或岩厦中,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60],湖南玉蟾岩[61],广西甑皮岩[62]、白莲洞[63],广东独石仔[64],贵州马鞍山、穿洞、猫猫洞[65]等遗址,工具类型主要有锥、尖状器、针、鱼叉、铲、镞(图四)。骨角器在长江以南地区的大量出现,与这一地区新的生计模式如较为显著的广谱化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可能加强的人群交流有关。此外,仙人洞和吊桶环、马鞍山等遗址还发现有带刻划纹的骨器或鹿角,丰富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较晚阶段骨角器的内涵。

图四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
1、10.鹿角鱼叉(1.小孤山遗址,10.仙人洞遗址)2~4、8、9.骨锥(2、3.甑皮岩遗址一期,4.船帆洞遗址,8、9.仙人洞遗址)5、7.骨针(5.小孤山遗址,7.山顶洞遗址)6.骨尖状器(小孤山遗址)

    除了骨角器,在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比较重要的还有蚌器或贝壳工具。人们将蚌壳或贝壳修理成工具,或者不经修理直接使用。现代人到达东南亚后,该地区出现了用贝壳加工成工具,如印度尼西亚东部距今3.2~2.8万年的发现[66]。中国南方地区在末次冰期最盛期之后开始出现蚌刀,其制作经过了打制、磨制和穿孔[67]。出土早期蚌器的遗址有仙人洞、玉蟾岩、庙岩、甑皮岩、大岩等。直到新石器时代,蚌器仍然是该地区比较重要的工具。实验及微痕观察发现蚌器或贝壳工具功能多样,既能作用于硬物质,也可用于较软物质,如刮削块茎类作物、竹子,屠宰动物等[68]。但用蚌器或贝壳屠宰动物需要频繁地再修理,以使其变得锋利,且所用时间比石器长[69]。蚌器是人们开发利用当地水生动物资源、适应亚热带和热带环境的表现,或是在缺乏相应类型或精致石器的环境中所采取的生计策略。

六、结语

    自旧石器时代起,骨角器便是人类使用的重要工具,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目前全球最早的磨制骨角器出现于非洲的中期石器时代,主要类型是尖状器和锥。到旧石器时代晚期,骨角器在非洲和欧亚大陆广泛出现,形制更加稳定,技术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不同地区骨角器的数量、丰富程度和原料的利用有所不同,这与环境资源特点、丰度以及人群的文化选择有关。在欧洲,鹿角和猛犸象的骨头与象牙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在亚洲这种现象并不显著。在东亚和东南亚,蚌壳或贝壳相对多地被制作成工具。同其他工具一样,骨角器的原料应首先会受到地理分布、丰富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鹿在西亚、东亚的数量较多,但根据现有考古材料,这些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对鹿角的利用并不充分。此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有猛犸象,南方有剑齿象,但是利用象骨和象牙制作工具与装饰品的现象几乎不见,这些现象说明了不同地区人群的文化选择。文化选择塑造了人类行为和生计方式的区域多样性。

    早期骨角器的出现反映了史前狩猎采集人群在技术和认知上的革新与不断发展。骨、角工具有较高硬度与韧性,有不同于石器、木器的材料特性且耐用性高,可用于加工衣物和有效地获取多样化的食物资源等,具有石器或其他材质工具无法或很难替代的功能;能够促使人类开发新的生计方式,改善生存条件,并从更多方面满足社会文化需求[70]。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旧石器时代骨角器的发展还为新石器时代及以后时期骨角器的繁荣和技术复杂化[71]奠定了基础。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4CKG015)、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青年项目(编号:Q2014-5)的资助。


注释:
[1] a. d’Errico, F., Backwell, L., 2009, Assessing the Function of Early Hominin Bone Tool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6, pp.1764-1773.
  b. Backwell, L., d’Errico, F., 2000, A New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wartkrans Early Hominid Bone Tool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38(3), pp.A4-A5.
[2] 安家瑗:《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骨、角器》,《人类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 a. Breuil, H., 1939, Bone and Antler Industry of Choukoutien Sinanthropus Site, Pal Sin New Ser 6, pp.1-41.
  b.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2期。
[4] 贾兰坡等:《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1976年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9年第4期。
[5] Pei, W.C., 1939, The Upper Cave Industry of Choukoutien, Pal. Sin. New Ser D, 9, pp.1-41.
[6] 贾兰坡等:《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7]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文物出版社,1987年。
[8] Villa, P., d’Errico, F., 2001, Bone and Ivory Points in the Lower and Middle Paleolithic of Europ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1, pp.69-112.
[9] Gaudzinski, S., 1999, The Faunal Record of the Lower and Middle Palaeolithic of Europe: Remarks on Human Interference, The Middle Palaeolithic Occupation of Europe , Leiden: University of Leiden, pp.215-233.
[10] Backwell, L.R., d’Errico, F., 2005, The Origin of Bone Tool Technology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Early Hominid Cultural Traditions, From Tools to Symbols: From Early Hominids to Modern Humans, Johannesburg: Wits University Press, pp.238-275.
[11] Teyssandier, N., Liolios, D., 2003, Defining the Earliest Aurignacian in the Swabian Alp: the Relevance of the Technological Study of the Geissenklösterle (Baden-Württemberg, Germany) Lithic and Organic Productions, The Chronology of the Aurignacian and of the Transitional Technocomplexes: Dating, Stratigraphies, Cultural Implications, LISBOA: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Arqueollogia, pp.179-198.
[12] Münzel, S.C., 2001, The Production of Upper Palaeolithic Mammoth Bone Artifacts from Southwestern Germany, The World of Elephants-International Congress, Rome, pp.448-454.
[13] a. d’Errico, F., Henshilwood, C., 2007, Additional Evidence for Bone Technology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Middle Stone Ag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52, pp.63-142.
  b. Henshilwood, CS. et al., 2001, An Early Bone Tool Industry from the Middle Stone Age at Blombos Cave, South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 Behavior, Symbolism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41, pp.63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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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同[13]c。
[15] Klein, R. G., 2000, Archae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9, pp.17-36.
[16] a.同[13] a。
     b.同[13] b。
[17] a. Singer, R., Wymer, J., 1982, The Middle Stone Age at Klasies River Mouth in South Africa ,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b.同[13]a。
  c. Backwell, L., d’Errico, F., Wadley, L., 2008, Middle Stone Age Bone Tools from the Howiesons Poort Layers, Sibudu Cave,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5, pp. 1566-1580.
[18] d’Errico, F. et al., 2004, Many Awls in Our Argument. Bone Tool Manufacture and Use from the Chatelperronian and Aurignacian Layers of the Grotte du Renne at Arcy-sur-Cur, The Chronology of the Aurignacian and of the Transitional Technocomplexes: Dating, Stratigraphies, Cultural Implications, Lisbon: Instituto Português de Arqueologia, pp.247-270.
[19] a.同[13]a。
     b.同[17]c。
[20] Bradfield, J., Lombard, M., 2011, A Macrofracture Study of Bone Points Used in Experimental Hunt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South African Middle Stone Age,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66(193), pp.67-76.
[21] 同[[13]c。
[22] Thieme, H., 1997, Lower Palaeolithic Hunting Spears from Germany, Nature, 385, pp. 807-810.
[23] a.同[13]c。
  b.Wadley, L., 2001, What is Cultural Modernity? A General View and a South African Perspective from Rose Cottage Cave,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11(2), pp.201-221.
[24] Clark, J. D., 1989,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Modern Humans: a Broad Perspective on the African Evidence, The Human Revolution ,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p.566-588.
[25] 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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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a.同[27]a。
  b.同[29]a。
[34] 同[27]c。
[35] 同[3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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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27]a。
[39] Klein, R.G., 2009, Human Career 3r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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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同[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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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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